【简介】 在考察洪承畴经略西南问题时需要注意三个因素，这既是洪氏出镇西南的背景，也直接决定了他经略西南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以及身家结局。其一，南明方面李定国、刘文秀等人东征北伐，意味着永历政权所拥有的军力足够与清军抗衡，南明与清朝的对抗就此进入相持阶段，清廷为此不得不采取战略收缩态势；其二，作为两军对垒的前线，湖南具有特殊的地位；其三，清廷统治者内部在政治上出现的改弦更张趋势。这三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是：洪承畴作为西南五省经略，独掌大权出镇湖南，老师靡饷屯兵坚城，不但没有受到惩处，反而处处得到迁就。这样的事实，说明了这个阶段的历史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而是更加隐晦、曲折和复杂。
从顺治九年开始，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第三次抗清高潮出现，意味着南明与清廷之间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。在此之前，抗清复明运动两起两落，清军战线逐渐推进到西南地区[2]。顺治八年正月，清定南王孔有德进驻桂林，以总兵马蛟鳞克柳州，线国安、全节、马雄等分守南宁、庆远、梧州，进逼贵州[3] ；八月，清平西王吴三桂、都统李国翰奉命征四川，九年分兵攻取成都、嘉定、叙州、重庆等川北、川南地区，驻师绵州，兵锋直指南明永历政权。
面对清军的箝形攻势，南明方面毫不示弱，“可望承制命定国、文秀经略楚蜀”[4]。五月，李定国与冯双礼率步骑八万，出师东征，从贵州镇远出发，下偏桥，攻沅州、靖州，破武冈、宝庆，直逼桂林，七月四日攻破桂林，清定南王孔有德不敌自焚。八月，李定国北上永州、衡州，分兵经略江西吉安等地。九月，孙可望自将“驾前军”会同白文选等，号称十万，出兵沅靖，十一月攻入辰州，斩杀清辰常总兵徐勇，从根本上扭转了自顺治六年以来南明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。
清廷没有料到南明能够组织如此强劲有力的反击，急忙调整战略部署，命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“止往贵州，取湖南宝庆后入广西剿贼”[5]。尼堪遂率八旗劲旅猛扑湖广，李定国避其兵锋，退出衡州，于城外设伏击毙尼堪，“余军舆尸归，上下忧虑，不遑他事。”[6]清军在湖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。
湖南以外的地区，南明与清朝在军事上的接触也进入相持阶段。